至少我們從敦煌壁畫中能夠看到，唐朝時的門窗樣式與后來的格子門窗已經非常接近了。而自宋代《營造法式》以降，中國古典門窗的制度就基本沒再發生大的變化。

　從建筑的樣式到日用器皿，大多是這些人督導奴隸和匠作完成的。因此，典籍中有沒有記載和描述是一回事，而實際的發生則是另外的一回事。譬如，三代的青銅彝器僅僅是當時貴族奢華的日用器皿而已，即便是禮器，歸根到底還是行用器，只是到了宋代才變成了供人們賞玩的古董，失去了使用功能；例如明清家具，除了紫檀、黃花梨等紅木家具材質的昂貴外，從來也只是家具而已，成為觀賞收藏品的歷史，大抵與王世襄先生那部著名的作品相當。所以，實用美術器皿的收藏價值，大多是后世人們總結、歸納、闡發出來的，卻是當時的人們本來就是出自藝術的追求。其之所以倍顯珍貴、市值驚人，無非“同類物品在歷史上的消失”。

   宋代《營造法式》的頒行是劃時代的，即使在世界范圍內也屬彌足珍貴的。這種由國家統一頒行的建筑施工規范化的典籍，無疑成為保持中華民族建筑整體民族風格的恒久且最有效的途徑。

   時下人們樂于收藏的古典門窗，基本上就是宋代已經規范了的兩種常見的門窗形式，即檻窗和隔扇。

  檻窗一般用于面向廳院、天井的一側，與屋門平行相連，上抵梁枋，下接磚砌或木質的檻墻。有固定的，也有可以推啟或轉開的多種做法，工藝特點卻大體一致，即由兩側邊梃，上下四抹頭，抹頭之間的絳環板和格心組成。但各地叫法上略有區別，如邊梃與上下抹頭合稱邊框或框檔。

   隔扇形同一把打開的折扇，其最初的設計原理就非常科學。因為，木質材料受到氣候影響的漲縮明顯，如若整塊墻面地做出來、鑲上去，不僅制作難度成倍加大，而且會干裂或潮漲鼓破。同時，隔扇便于拆裝，尤其作為廳堂的分割，在有大型活動時，就便于滿足宴集、聚會時臨時拆卸的需要。隔扇的做法與長窗完全一樣，通常為六抹頭，但稱謂則各地不盡相同。如上面的絳環板又稱檔板，中間的絳環板又稱束腰，下面的又稱裙板等。

  中國古典門窗最顯著的特征是復雜的榫卯結構，尤其是花窗、格子窗，多根據圖案結構的需要，采用不同的榫卯連接，如平壓榫、斜插榫、對角榫、夾角榫、委角榫，單插榫、雙插榫、串線榫等等。如早期矩形窗格子就多采用串線榫，冰片紋窗格子就只能采用斜插榫。這種榫卯工藝較之整體鏤雕的窗格子具有省工省料，且不易變形和強度提高等優點，因此被廣泛采用。

   其實，榫卯結構是木制工藝最原始的連接方式，也比較容易被聯想發明。因為，早期人類最重要的原始行為之一就是手持棍棒的狩獵活動，棍棒就是手臂的延伸，握的方式即榫卯的原理。所以，在金屬制品尚未廣泛發明應用的時代，這種榫卯結構幾乎是當時的人們能夠想象到的唯一科學、合理的連接方式。但隨著文明進程，其又被賦予了哲學的內涵。于是，榫為陽，卯為陰，符合了道家陰陽合和與對立統一的兩分法；榫為君，卯為臣，榫為雄，卯為雌，符合了儒家君臣、男女的倫理道德觀念。再從實用工藝的演進出發，這種工藝，即可看作其后所有具有“子母口”特性的現代工藝的濫觴。

   除去這些結構上、工藝上的特征之外，古典門窗典雅、生動的雕刻繪畫裝飾就成了后世人們評價它的核心部分了。因為，材質上的差異是顯而易見的。民間古典門窗使用紅木者罕見，一般都是選用當地較常見的木材，但材質的差異還是相當大。例如楠木和樟木雖然同屬一科，可楠木的品質和價格都遠遠高于樟木，金絲楠木則僅產于湖南與貴州交界處的一段狹小的原始林區，名貴不亞于紅木中的極品。所以，民間常有將普通楠木指稱為金絲楠的，其實，普通楠木與金絲楠木本質的區別就是沒有那種通體密布的閃亮、美麗的“金絲”。

    關于古典門窗的工藝特征，落實在文字上似乎遠較使用肉眼去抵近觀察來得艱難。通常，以蘇州為代表的古典門窗，講究用料考究、做工精細、不尚雕琢、雅致脫俗；安徽和湘西南則崇尚雕工，窗格子多整板鏤雕，檔板與窗格子則以雕飾工藝判別優劣；浙江受著名的“東陽木雕”影響，風格在蘇皖之間，做工似更為精致，典型的“一根藤”、“龜背紋”等工藝難度無可比擬。其實，這樣落實在文字上相當空泛，可下品、中品、上品擺在一起，將湘西南邊僻山鄉的窮工滿雕與蘇杭的簡約儒雅排列在一起，每個人都分辨得出來。

與古典家具相同，古典門窗也非常注重線腳的運用，尤其明式隔扇和檻窗的邊梃、抹頭，多采用“一柱香”、菱形或半圓的裝飾線。這種腳線的普遍應用，似直接依賴于鍛鋼異型刨子的發明和推廣。這樣，從鏤雕刻畫的點，到邊梃、抹頭的線，到整扇門窗的面；從窗格子、絳環板精巧的個體，到整扇門窗的局部，再到每套房間的連接直至整個庭院以及內外陳設，就構成整體和諧的古典美。